秦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中最古老、最丰富、最庞大的声腔体系，流行遍及我国西北的陕西、甘肃、青海 、宁夏、新疆及西南的西藏、四川；中原的晋西、豫东、河北；东北大庆、东南的广东、福建，宝岛台湾等地以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中国最大地方剧种。  秦腔源于古代陕西、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，是在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陕西长安生长壮大起来的，经历代人民的创造而逐渐形成，因周代以来，关中地区就被称为“秦”，秦腔由此而得名，是相当古老的剧种。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，又叫“梆子腔”，因以梆击节时发出“恍恍”声，俗称“桄桄子”。清人李调元《雨村剧话》云：“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，有秦腔。始于陕西，以梆为板，月琴应之，亦有紧慢，俗呼梆子腔，蜀谓之乱弹。”“乱弹”一词在我国戏曲声腔中的含义很多，过去曾把昆曲、高腔之外的剧种都叫“乱弹”，也有曾把京剧称为“乱弹”，也有的剧种以乱弹命名，如温州乱弹、河北乱弹，便更多的仍用在以秦腔为先、为主的梆子腔系统的总称上。 

　　秦腔创造了我国戏曲音乐中板式变化的结构方法，是我国戏曲音乐中最早的板腔体声腔，也是梆子腔(乱弹)系统的母体。现在北方几省的梆子戏虽然风格与秦腔很不相同，但在音调和伴奏上都保持着共同的特征。 

　　秦腔“形成于秦，精进于汉，昌明于唐，完整于元，成熟于明，广播于清，几经衍变，蔚为大观。”足以说明秦腔是相当古老的剧种，堪称中国戏曲鼻祖，明代万历间（1573-1620年）《钵中莲》传奇抄本中，有一段注明用[西秦腔二犯]的唱腔演唱的唱词，且都是上下句的七言体，说明秦腔在当时或在那以前不但形成、而且已外传到其他地方了。 清人陆次云在《圆圆传》中云：“李自成入北京，召陈圆圆歌唱，自不成惯听吴歌，遂命群姬唱‘西调’ （指西秦腔），操阮筝、琥珀（据考证实为月琴），自成拍掌和之，繁音激楚，热耳酸心……”说明到明代末年，秦腔已更为成熟。

　　秦腔发源于陕西，便很快就向东流传到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省，而且很就就流入江南各地。  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广州魁巷梨园馆碑记中，就有关于昆、乱合演唱秦腔的“太和班”的记载。秦腔在当时既然已立足广州，说明它很可能早已在由陕西通向广州的湖北、湖南等地进行过演出。在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《江西巡抚郝硕复秦腔已演遍了江、浙、闽、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整个南中国各地。 在由陕西附近地区和远赴全国各地进行长期演出的诸多秦腔班社中，最有影响的班社之一，是乾隆年间秦腔名艺魏长生及其所率领的秦腔班。魏长生（四川人，字婉卿，行三，人称魏三、魏三官），十三岁时（1757年）随舅父到陕西西安当学徒，次年在同蒲（陕西大荔、蒲城）一带参加民间秦腔戏班学戏，不久登台演出。从此，在陕西渭北农村一次进京为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，第二次进京为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年），迫使继昆曲之后而统治北京舞台的“京腔”（由弋阳腔演变而成）甘拜下风。魏长生在第二次演出中重视了剧目选用，注意到“演戏能随事自出新意，不专用旧本”（赵云崧《檐曝杂记》）；在唱腔上“善于传情，最是动人倾听 ”（《都门记略》）；在化装上改“包头”为梳水头；在旦角表演上讲求形神兼备，并创造了“踩跷”的特殊表演形式；加之在剧词、音乐等方面具备了“其词直质，虽妇孺亦能解；其音慷慨，血气为之动荡”（焦循《花部农谭》）等等特点，大大提高了秦腔的艺术水平，因而一经登台，风靡京师。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曾指出：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。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曾指出：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，色艺均盖于当时名震京华的“宜庆”、“萃庆”、“集庆”等班社之上，于是京腔效之，不少京腔艺人改习秦腔并加入秦腔班演出，形成京、秦不分而以秦腔为主的局面。可见其当时的盛况。 魏长生在北京演出获得成功后，于乾隆五十三年（1783年）带着秦腔班，经河北、天津、山东到达扬州，立即被江鹤亭，演剧一出，赠以千金“。）他在扬州连演四年，使扬州出现了“到处笙箫，尽唱魏三之句”。

　　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魏长生离开扬州，带着秦腔班在三年的时间内，相继在苏、浙、赣、皖、鄂、湘、川等地演出后才又回到成都。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魏长生还第三次从四川到北京演出。
 
　　秦腔在清中叶以后，不但几乎演遍全国，它在广东的支派“西秦戏” （流行于广东海丰、陆丰等地），还在清末就到新加坡、印尼等国进行演出。由于秦腔的很多剧目都是表现我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、忠奸斗争、反压迫斗争等重大的或富有生活情趣的题材，由于秦腔音乐反映了陕甘人民耿直爽朗、慷慨好义的性格，和淳朴敦厚、勤劳勇敢的民风，且较早地（也可能是最的）形成了比较适宜于表现各种情绪变化的板腔体音乐体制；加上秦腔艺人逐渐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表演技巧，因而秦腔所到之处，都给各剧以不同的影响，并直接影响了各个梆子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，成了梆子腔的鼻祖。清康、雍、乾三代秦腔流入北京，又直接影响到京剧的形成。为此它曾和昆山腔、弋阳腔、柳子腔等同进被誉为全国戏曲的所谓南昆、北弋、东柳、西梆的“四大声腔”  秦腔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年间（1736-1795年），这个时期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，仅西安地共就有三十六个秦腔班社，如保符班、江东班、又赛班（一作双寨班）、锦绣班等。到光绪年间（1875--1908年）秦腔虽已不如乾隆时兴盛，但在西安和其它各县，仍有一些比较出名的班社，如金玉班、玉盛班、全盛班、福盛班、魁盛班、鹿鹤班、新声班等，还经常演出。新亥革命后，在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下，西安易俗社在改良秦腔方面，曾取得很大的成绩。1912年8月，以陕西省修史局总修纂李桐轩（陕西蒲城人），修纂孙仁玉（陕西临潼人）和范紫东等人为核心，以“开发民智”，“移风易俗”为宗旨，在西安创办了“易俗社”，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式，进行秦腔艺术教育，培养演员甄别旧剧，编写新剧，进行艺术改革，和其它秦腔班社一起，促进了秦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，培养了大批秦腔艺术人才。先后演出的《双锦衣》、《新华梦》、《三滴血》、《韩宝英》、《卧薪尝胆》等新戏，深得群众称赞。易俗社还于1921年赴汉口，1932年、1937年两次赴北平演出。在演出过程中，得到艺术名家欧阳予倩、齐如山、尚小云等人的指导，进一步提高了秦腔艺术水平。1924年7、8月间，鲁迅来西安讲学时，曾多次观看了易俗称社演出的《双锦衣》等剧。鲁迅先生还亲手写了“古调重弹”四字，制成匾额赠给易俗社，并把他在西安讲学的部分讲学费捐赠该社，以资助戏曲改革。